中国早期的劳动力分配,是按照是否是城镇人口划分的。没有接受教育的农民天生有地,就可以生活。如果经过学习,则可以通过国家分配进入工厂,进而农转非变为市民。根据这篇文章,关于毕业生的分配有如下叙述:

大约在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建国初期,城镇人口只有一成,到改革开放初期也不到两成。到了去年也就是2023年,城镇人口已经超过65%。这本身导致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村就业人口的减少。如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意味着城市里分蛋糕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人均蛋糕越来越少。而农村人均需要创造的农业产值,却需要越来越高。
而事实上真正的铁饭碗其实只有农民。中国农民靠天(运气)吃饭,但除了给国家交粮,却不存在被压榨,甚至从古代开始自己有地的农民都是如此。所以如果是农民,确实只需要勤劳耕种,就能有收获。而城镇的企业员工除了给国家交税以外,还存在从生存的城市到所在企业的系统性压榨,所以其勤劳程度并不与其收获成正比,因此难以积攒财富。衣食住行成本一直在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而提升,而贷款买房又透支了员工的未来。而在企业中打工,多数企业往往不愿分享自己的红利给每个员工,反而是制定种种政策来限制员工。这甚至在很多上市企业中也不是个例,比如薪资结构中的工资部分就是城市的最低工资而避免给员工多交保险、加班不给加班工资而提倡员工“奋斗”、在实施双休日多年后依然实施大小周或单休、实施年假制度数年来不给员工批年假、或者仅按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带薪假工资(如果最低工资占比低,相当于多数收入被扣除)、签署竞业协议禁止员工离职后从事本职业……公司通过法律部门规避了自己的各项风险,而员工则不可能改动任何条款,为了工作迫不得已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式的劳动合同,或者根本不知道合同里面是否给自己埋了坑。在经济上升期,这些矛盾可能还不明显,因为工作岗位是充足的。而在经济不景气甚至不增长的时候,企业都生存困难,就会拿出不平等的合同条款来转嫁自身风险到员工身上。在企业需要人力的时候为企业加班奋斗,在兴冲冲买了房子背了房贷以后被企业一脚踢出大门。再加上AI在这几年快速兴起,可能很快会替代一些岗位,使得就业岗位更加减少。
现在时不时看到一些高学历人士跑美团、跑滴滴、或者自己开小店、摊煎饼、做民宿等等,可能就是一种后果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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